Ulrich Beck（風險社會,1992）曾提到：在進步社會之中，當社會在生產財富之時，也系統性的產生風險，風險與財富具有分配性；而風險向下流，環境的邊緣地帶就是風險的最後流向，邊緣弱勢族群的生命與生計，就在高風險的環境之中。
Tilly (1974)指出
人是社會的行動者（social actor），
空間即為社會的承載體（social container），
而活動就是社會內涵（social substance）。
提出了區位三角的概念(見第一張圖)
在某一次的風災之後，有一戶人家他賴以為生的田地都被沖蝕了，一半的房子還保留著(見第二張圖)另一半已經被沖下去了（見第三張圖），過了一年之後，我再造訪，看到了下面這個樣子(見第四張圖)。
我去詢問房子的主人，他這樣回答我：
「我也覺得很危險，但沒辦法，我住在這邊，就只能種田為生，就算田塌下去了，開怪手挖一挖，整理好，勉強可以用，不然就這樣放著不種了嗎，去幫人家砍菜也不是整年都有菜可以砍，沒有菜砍的時候，還是要回來種自己的菜，不然哪有錢過日子呢？這次弄好也只能希望不要繼續崩，崩了只好再花錢用怪手挖了。」
在這個地區的坡地災害，我也無法肯定是天災或是人禍，但在生活的壓力之下，開發漸漸走向荒野。這樣一個偏遠的地區，卻依舊充滿著人類的開發，但大地開始反撲，災害不停發生。
自然也有反對過度開發訴求的聲音出現，但這只是一個邊緣的地區，居民除了對土地的開發利用以外，卻沒有其他的經濟行為，這個村子就這樣在社會的邊緣掙扎，背上過量開發的罪名。
大量的人口外移，村中看不見年輕人，只有老人跟小孩，
這場景令人覺得額外的可悲，是什麼原因讓年輕人必須離開家鄉？是什麼原因讓年輕人沒有辦法留在家鄉呢？
除了對鄉土的認同，還有什麼動力可以留住年輕人呢？
社會邊緣地區，也往往可能是失去對抗社會潮流的人最後一個生存的地區，即使有著災害帶來的生命風險，也只好忍耐下去。
風險跟財富一樣是一種可以分配的狀態，近幾年全球極端的發生，對於居住在都市的我們所感覺到的只是雨大了點，在公司上班雨下的再大只是出門不方便；溫度熱了點，在冷氣房裡面工作酷熱只是把冷氣機的強度改強一點；如果有寒流，甚至可能開起暖氣機，這些氣候變遷的影響，對於活在都市的人民有影響卻不大，有相對應的方式可以去面對。
這些風險的問題不停的流向邊緣地區，這些氣候問題並不是這些邊緣地區所造成的，但這些邊緣地區卻承受較高的風險，這些居民只是在一個困厄的環境中掙扎。
不管是天災或是人禍，山坡地的過度開發是一個事實，而平地人的移入，中大型菜商介入對土地的管理，使得開發難以停止，有如一種經濟強勢的國家，帶著大量的金錢與技術，到落後的地區去開發，使用落後地區的資源與土地，賺進更多的利益，而落後地區的居民則留下來面對過度開發所帶來的災害。中大盤的菜商就有如經濟強勢的國家，為村子帶來了大筆的技術與金錢，當村子裡的住民接受了他們的金錢與技術，開發著山林，最後不但失去了土地，還必須承受災害風險，這是一個很可悲卻不停在台灣偏鄉真實上演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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